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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笔 杨璐

这篇文章是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最后一期的话题总领文，希望大家能够读原杂志上因篇幅过长没有转载上来的后面几篇文章，相信能给大家的生活哲学有一点启发．



2021年接近尾声了，这一年，我们都辛苦了．


氛围仿佛格外萧索．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，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可能都面临着随时被打断的风险．受到疫情影响，一些行业处于收缩状态．除此之外，房地产、教育辅导、影视甚至是互联网大厂，它们从前提供了令人艳羡的工作，现在却传出资金紧张、亏损和裁员的消息．就连每年年底的购物狂欢，今年都静悄悄的．微博热搜滚动着很多你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的热词，点进去发现是在播综艺和电视剧，感觉节目宣传已经挖空心思了，可你也没有去了解一下的愿望．没有现象级的娱乐．


“这些年来贬值最多的不是货币，而是你的努力．”经济学者管清友的这句话戳中了很多人的心．过去，努力就能看到回报．现在，每个人都上了高速向前的列车，“all in”像战鼓一样，让人们热血沸腾地去转化生产力，让人们不要停下来，却行业增长倦怠，工作倦怠，生活提不起劲头．管清友说：“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种低水平内卷，高水平倦息的阶段．”低水平内卷，指的是我们的人均收入、经济发展程度跟富裕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．内卷到身心俱疲却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．今年的年度生活方式，我们想讨论一下，即便如此，还有哪些方法能让自己过得好．


兴奋剂社会

倦怠，我们最直接想到的原因是过劳．工厂里12小时工作制、互联网公司“996”在很长时间里是习以为常的现象．逃离倦怠，取消加班就能做到吗？现实没那么简单．比如，加班最受关注的互联网公司陆续取消了“996”、大小周，可我们看到了“因为取消加班，薪资减少”的抱怨、“因为要完成项目任务，自愿加班”的报道，以及真心的工作狂确实存在．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、适度劳动分会会长杨河清说：“过劳其实有三种形态：强制型的绝对被动；出于兴趣原因的绝对主动；还有一种灰色地带，来自于工作和环境的挤压，比如不拼命工作，没有办法在职场上发展，比如周围都在拼命工作，给人以压力．”特别是当今的职场，很多工作形态决定了业绩难以用固定标准衡量，职场人如果想做得更好，更有竞争力，背后要付出更多的工作时间、更大的工作强度、超负荷的工作量．

过劳在当代吊诡的地方在于，很多时候呈现出一种自愿或者半自愿的状态：自我提升、如何获得内驱力是现在最受职场人欢迎的话题、流量密码．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《倦怠社会》里把这种现象称为功绩社会．在他看来，我们曾经很熟悉的生产制社会是一种规训社会，充斥着禁令、戒律和法规，而功绩社会是一种具有积极属性的社会，充斥着“是的，我们可以办到”．它是一种“兴奋剂社会”，人们过度积极、过度活跃，片刻停不下来．功绩主体不受外力强迫工作．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统治者，自己剥削自己，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筋疲力尽．

造成这样的转变，是因为现代社会对效率的崇拜．韩炳哲认为，生产最大化的渴望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之中．当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时，禁令、规训、法则达到了极限，因为它们起到的是阻塞作用，妨碍了继续发展．这时，规训范式转化为功绩范式，因为自我驱动更有效率、更多产．“过劳症最初的症状就是一种极度狂喜．患者无比兴奋地投入工作之中，直至最终崩溃．”

逃离倦怠，市面上有很多生活方式类的指南：丹麦的幸福生活是Hygge，意思是舒适恢意，自然简单；瑞典的幸福生活是Lagom，意思是不多也不太少．瑞典人提倡愉快工作，一种自然而然的平衡．德国生活方式也颇受欢迎，德国人的周工作时间比我们少．可所有这些生活方式有个基础条件：它们的社会财富积累远高于中国．过劳和倦怠除了哲学抽象层面的，我们还有具体的国情．管清友说：“瑞典等北欧国家，还有德国，人们受教育水平高，有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创新型企业，人口规模又不大，有些国家资源还丰富，这就形成了正向循环，人家干吗要工作那么长时间呢．我们中国人均GDP水平才1万美元，人口规模大，社会总体受教育水平不够高．我们让快递小哥马上去搞芯片不现实，中国普通劳动者只能打工或者赚点加工费．我们的现状跟发展阶段、资源禀赋都有关系．这种背景下，优质资源稀缺，行业天花板低或者有各种因素的限制，使得人们身不由己地处于过度竞争中，就是所谓的内卷的状态．”

教育内卷是优质资源稀缺的典型代表，鸡娃的妈妈，困在绩点里的大学生为的是登上金字塔的顶端．互联网最近两年的激烈竞争是行业天花板的典型代表，管清友说：“互联网行业碰到了流量的天花板，获客成本极高，收益却很小．从前围绕流量红利扩张的产能、设置的部门、吸引的人才、布局的一些东西都得收缩，潮水退去一定有人被卷走，被裁员优化．”逃离倦怠，恐怕首先要面临一个现实问题，如何改变低水平内卷的状态．管清友说：“一个人努力提高的是分数，所有人努力提高的是分数线．这些努力是贬值的，人就会倦怠．解决内卷，可以通过增加优质资源的供给、通过科技的创新和进步、通过教育水平整体提高等等，这些在短期之内都很难彻底实现．”自带鸡血的内卷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发展阶段．


悬浮时代

倦怠，也来自于追求物质的过程中掉入了消费的陷阱．日本研究过劳问题的经典著作《过劳时代》和美国畅销书《过度劳累的美国人》里都发现了另外一个吊诡的现象：无论在日本还是美国，中高收入阶层比低收入阶层的工作时间更长．这是工作与消费的循环导致的．美国和日本分别在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进入到消费社会阶段，在消费社会里，劳动大众的工资水平有了一定提高，以中产阶级为核心形成了大众购买力，以消费为实现自我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成为大众化现象．

消费被研究得比较充分．凡勃伦的《悠闲阶级论》论述的是炫耀性消费，杜森贝利的《收入、储蓄、消费者行为理论》论述了消费中的攀比心理．韩炳哲则认为，在消费社会里，情绪已经济身生产资料的行列，是一种刺激消费的手段．韩炳哲写道：“我们最终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，而是情绪．对商品的消费不无尽头，对情绪的消费则无边无际．情绪的发展超然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，它开辟了一片广阔无边的消费空间．”炫耀、攀比或者拨动心弦，人们很难抵御消费的诱惑．除去这些个人动机，消费还改变了人们在社会中的存在位置．社会学家和思想家齐格蒙特•鲍曼在《工作、消费主义和新穷人》里提出，过去没有工作的人会被社会抛弃．在消费社会里，一个人虽然有工作但是消费不起或者不消费，跟不上社会的节奏，成了有缺陷的消费者．这样的人同样会成为社会秩序之外的人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严飞说：“从最近两年社会上流行的热词‘内卷’‘打工人’等等来看，我们社会现在呈现出一种疲倦的状态，它很大程度上与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相关．”

生产型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同质化的．严飞说：“大家都在单位体系里朝九晚五地上班，统一服从命令，完成一致的目标．下班之后大家提着热水瓶去打水，拿粮票去买东西，收入差不多，穿着也差不多．”进入消费社会，从前的模式瓦解了，大家不但自负盈亏，自己负担一切，并且暴露在消费中．严飞说：“从前只要你有工作，隐含意义就是你被社会和单位保护起来了．现在如果你的消费水平没有达到平均线，也会被认为是底层．”严飞曾经提出一个“悬浮时代”的说法：“大家拼命想获得社会认同，害怕成为社会底层，被社会抛弃，特别是中产阶级．消费社会不断宣扬一种中产标配的生活：上面有四个老人，下面有三个孩子．有房有车有旅行，还要带孩子去上补习班．一家人其乐融融．为了追求标配，所有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动作，整个人生就像是登上一列飞速往前的列车．因为追求得太积极，人生列车像磁悬浮一样慢慢浮在半空中，没有了根基．”

立志做一个合格的消费者，可能要付出巨大的精力．一天24小时，它是工时的上限，炫耀性的消费没有止境、攀比性的消费没有止境、情绪价值的消费没有止境．消费升级，合格消费者的标准也在不断提升．在中国，我们虽然进入消费社会的时间晚于发达国家，但赶上了智能手机的发展，它和社交媒体作为消费基础设施，极其发达．严飞说：“从生产社会转变到消费社会，人们越来越崇拜财富、崇拜有钱人，崇拜那种可以挑选生活、毫不费力改变自己生活形态的人生．真实情况里，能做到这样的人是非常少的，但是，现在短视频平台上很多炫耀消费的自拍内容．它们给人一种幻觉，我也可以获得类似的一种生活方式．”大家不想处于消费鄙视链底端而去追求标配，不想在同辈压力面前被比下去而去攀比．追求之路上要付出很多，消费是无穷无尽的，求而不得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疲倦．


逃离倦怠

倦怠的物理性原因是过劳，极端就是过劳死．

杨河清说：“有法医研究过心脏和过劳程度的关系，普通人的心脏都在400克以内，但是对过劳死的人进行解剖发现，心脏克重都超过了400克．为了排除偶然性，研究人员还拿小白鼠做了实验．一组小白鼠放在水里不断地游泳，很快就过劳死了．一组游泳一段时间再休息一段时间．另外一组是正常的小白鼠．最后发现，过劳死的小白鼠心脏确实比正常小白鼠大，那些游一段休息一段的小白鼠，心脏跟正常的差不多．这说明为了身体健康，劳动是需要休息的．”

过劳到什么程度会影响寿命，医学上还没有明确的研究结果．这就导致它不是确定的因果关系．杨河清说：“如果让人直接钻进马路上的车底下，谁都知道后果，不会这样做．过劳的后果是模糊的，于是人们总有各种理由继续干下去．”写《过劳时代》的森冈孝二教授就是因为严重过劳，心脏病发作离世．杨河清跟他有工作往来，“我们一起开会，他说要发东西给我．我早上查邮箱，发现他是在凌晨三四点钟发给我的，然后我们8点钟就要开会了．他就睡了三四个小时”．杨河清曾经在日本留学，日本过劳举世闻名．跟中国不同的是，日本是“高水平内卷、高水平倦怠”．“日本非常焦虑，往上有更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，往下有中国、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奋起直追．它的资源有限，只有人力资源．过劳文化就很盛行．”杨河清说．倦怠的精神性原因可能是抑郁、焦虑或者压力过大．韩炳哲认为，陷入过度积极的新型人类，不再能够继续工作时，抑郁症就在这一刻爆发了．“它首先是一种对工作‘能够’的倦怠感．只有在一种相信“一切皆有可能’的社会中，才有抑郁症病人发出哀叹‘没有什么是可能的’．”哲学家的抽象概括依旧能从具体现实中找到对应．在心理学上，人们被诊断为抑郁症之前的几个月到几年之间，身体其实发出过预警信号．这些前驱症状包括注意力不集中、过度担心、烦躁易怒、疲惫、无意义感等等．暂停实验室是一个在线帮助人们锻炼情绪调节能力的项目，通过对过去两年参与行动营用户的调研，觉察到“前驱信号”的人里69.4%因为职场和个人发展原因，44.1%因为金钱和个人财物状况，34.9%因为工作繁忙、强度大或者有挑战性．这些是多重压力源里排在最前列的因素．

为了身心健康，我们也得过一种逃离倦怠的生活．它不能是就此躺平，躺平依旧要面对客观现实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需要足够的物质积累，所以可能造成更大的焦虑．杨河清说：“我们是一个追赶超型的国家．中国人都是很勤奋的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也是勤奋工作的结果．我们研究适度劳动，是完全赞成和鼓励努力工作、努力学习的，同时，我们反对常态化的严重过劳．”我们还没有到达发达国家的阶段，杨河清说：“从我所在的劳动研究领域来讲，就业问题、收入分配问题、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者比过劳问题的研究者多，因为前面这些是中国现在最迫切要解决的、最受关注的问题．”

内卷和消费主义可能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客观存在，逃离倦怠首先得接纳这个现实．管清友说：“我们经过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，未来会经历一个10年到20年的减速期．在减速期里，要想解决内卷，要么有新的行业带动，要么有新的技术变迁，现在还没看到．在这个特定的阶段里，再加上疫情的影响，会比较难熬．说实话，这时候大家坦然接受现状，心态放平，可能状态也不错．”道路虽然曲折，可是方向明确．管清友说：“我们市场广度和深度比其他国家要大，在这个过程中要实现产业升级，要增强国际竞争力，要解决卡脖子问题，要共同富裕．大家现在忙碌或者说内卷，也是因为跟很多国家相比，机会还是很多．”如果按照现在减压、调节情绪流行的正念，首先是接纳．客观情况如此，我们总还要做点什么．逃离倦怠，在我们能够掌控的范围内是有方法论的．我们今年依旧提出了四个关键词，适度、降噪、停顿和滋养，它们背后都是一些生活智慧、医学和心理学原理．外在的世界即便喧嚣嘈杂、兵荒马乱，我们还是应该把自己的人生和日常安排得清清爽爽、明明白白，静待春暖花开．